前天是5·4青年节，也是北京大学125周年校庆的日子。在庆典的现场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现身，她宣布将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奖金和部分个人积蓄捐赠，共计一千万人民币，用于支持敦煌学的研究。在捐赠仪式上，她深情地说：“做人不能只为自己打算，所得的每一分奖金都应该用于有益社会发展的事业。”从她的话语中，不难看出她与敦煌有着深厚的渊源。
这位老人名叫樊锦诗，曾担任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，被誉为“敦煌女儿”。她出生在上海，毕业于北京大学，后来定居敦煌整整半个世纪，成为了敦煌的化身。事实上，我们今天能够欣赏到敦煌的瑰宝，正是因为有像樊锦诗这样的人默默奉献和付出。
01
展开剩余88%命运的偶然与执着的热爱
1962年，正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求学的樊锦诗，报名参加了敦煌研究院的实习。最初出于对敦煌的好奇与热爱，她抵达敦煌后，迅速走遍了一个又一个石窟，被那里的历史与艺术深深震撼。然而，更让她震惊的，是敦煌当时的艰苦生活条件。她的宿舍是一间不到20平米的土屋，日常的食物也极为简单，甚至一天只能吃上两顿饭，既没有水也没有电，卫生设施更是匮乏。记得有一次，她半夜急需上厕所，刚一走出房门，就看见一双绿莹莹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。她吓得心跳加速，急忙把门关上，紧张得直到天亮才敢走出去。结果才发现，那并不是狼，而是一头驴。
樊锦诗从小生活在一个高知家庭，父亲是清华大学的工程师，生活条件优越，几乎没接触过这种艰苦的环境。几个月后，因水土不服和营养不良，她只好提前结束了实习。那时她心里想着：“我再也不想来了！”然而，命运的安排常常让人意外。毕业分配工作时，敦煌研究院来北大招人，四名实习生中，她被选中。尽管父亲心疼她，写信给学校领导请求调她到其他地方，但樊锦诗却决定把信拦下来。于是，她背上行囊，再次走向那个与自己注定紧密相连的敦煌。
02
婚姻与家庭的长久分离
1967年，樊锦诗与彭金章结婚。两人虽是新婚夫妻，却因工作而开始了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。当初，北大的领导曾承诺三年内将樊锦诗调到武汉大学与丈夫团聚，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突如其来，这个承诺被一再搁置。几年间，樊锦诗在敦煌的工作非常忙碌，两个孩子也先后在大西北出生。为了照顾孩子，她不得不将他们一个人留在宿舍里，甚至用绳子将孩子绑在床上，每天晚上听到孩子哭声才会安心。如果某天听不见哭声，她心里便会感到不安。为了能调到武汉，樊锦诗努力争取，但始终未果。
直到1986年，领导终于同意调她到武汉大学，但她却陷入了犹豫。对于敦煌的爱，并非一时的冲动，而是已经深入她的骨髓。她任性地对丈夫说：“反正我不走了，要不，你来吧！”在这片风沙漫天的大漠中，分居近二十年的夫妻终于团聚。彭金章先生也为了支持妻子，放弃了原本的学术方向，投身到敦煌的佛教考古研究，扎根于这片荒凉的戈壁沙漠31年，保存了1600余年文化遗产的珍贵档案。
多年后，樊锦诗回忆这段历程时，几度哽咽，她说：“我和先生分居了19年，他知道我深爱敦煌，最后他决定陪我来。虽然我们没有如愿一起旅行，然而他的支持和陪伴让我一直感受到他还在。”她的话语中，满是对丈夫深深的怀念与感激。
03
不畏艰难，数字化敦煌的伟大构想
1998年，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。她提出了敦煌研究院国际化合作的愿景，并引入了先进技术来监测洞窟的环境，抵御沙漠的侵蚀。在她的带领下，敦煌研究院的条件得到极大改善，工作人员的住宿问题得到解决，研究人员也获得了更多出国进修的机会。在她的努力下，敦煌研究院成为全国文物保护领域博士生数量最多的单位。
然而，最让人钦佩的，是她在数字化敦煌方面的成就。随着莫高窟对外开放，每年数十万游客的到访让这些脆弱的壁画和洞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。她深知，如果没有保护措施，莫高窟的未来将岌岌可危。2003年，敦煌研究院启动了数字化项目，樊锦诗提出了让莫高窟数字化的想法，尽管当时的技术条件尚不足以实现，但她没有放弃。经过10年的努力，莫高窟的数字展示中心终于竣工，并推出了《千年莫高》和立体球幕电影《梦幻佛宫》。这些举措极大减轻了洞窟的承载压力，使得更多的游客可以欣赏到莫高窟的魅力。
2016年，樊锦诗主导了“数字敦煌”网站的上线。游客无需亲自到敦煌，便可在线参观30个经典洞窟和4430平方米的壁画。每一尊佛像、每一根线条都清晰可见，仿佛置身现场。这一创举，让莫高窟的文化遗产在数字世界中得以永存，成为后人传承的宝贵财富。
04
无私奉献，心系敦煌
樊锦诗的生活非常简单，生活中的琐事从不讲究，但她对学术的执着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。对于她来说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：敦煌和一切其他的事。2006年，她的第一卷考古报告初稿完成后，交给了90岁的宿白先生过目。先生认为不够好，她便毫不犹豫地推翻重做。经过反复修改，六年后报告才正式出版。2009年，她被评为“感动中国”的人物之一，但她自己却感到非常诧异，“我怎么就感动中国了？”她常说：“我的故事很简单，不要写我，多写点敦煌！”
几年前，已经年近80的樊锦诗卸任了敦煌研究院院长职务，成为了名誉院长和国务院参事。然而，尽管职位变化，敦煌依然深深牵动她的心。她从不追求个人荣誉，总是说：“要不是敦煌，人家怎么知道我是谁？那不是我的荣誉，那是敦煌的荣誉。等我成灰时，历史会记住这片大地。”
从25岁只身前往敦煌，到30多岁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敦煌文物，再到40多岁敦煌终于通电，60岁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，76岁建成数字展示中心，84岁捐出积蓄支持敦煌研究，樊锦诗为敦煌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与努力。然而，她总说：“我很普通。”这位简单而倔强的老人，始终未曾停下她对敦煌的那份深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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